醫學大災難

OUCH! WAY WORSE THAN PLAGIARISM

小弟同意電鋸所講,這件事已經是醫學界的馬多夫事件,不查過水落石山,恐怕受害者不計其數。

不要以為COX-2的藥物只是長期病患才用,小弟上月重感冒期間,醫生都開了COX-2抗阻劑來消炎止痛,因為這件事影響牽連之廣,真的隨時比雷曼倒了更嚴重。如果你家的父母長者,是正長期服用COX-2消炎止痛藥,請多多留意注意身體。

但這件事亦可以看到,學術界所謂的審查機制,很可能仍有很多漏洞。當你發現香港不少邏輯思維混亂得,他們在報章的文章只能給個「閱」字的所謂學者,居然可以在各大專院校混飯吃,扮學術權威時,這不只是醫學大災難,更有可能是學術大災難。

4 thoughts on “醫學大災難

  1. 這十年來,醫學界對COX-2 Inhibitor的爭論,一直未止息。因現在尚未可以重開Blog,就借世澤兄的空位來發表一下:

    作為對所謂「醫學新發展」的大淡友,我一直對很多新藥,特別是被吹到上天賣得很貴的化療藥,持觀望態度。可是,我不認為Reuben事件會對Cox-2藥物的安全性,增添了多少不明朗的因素。

    如果上Medline查Reuben SS所登的醫學論文,共計有71份,其中與至少有23份談及COX-2 inhibitor。當中有至少11份是(理應)屬於高質素的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,除了一份之外,全部都登在麻醉科的學術期刊,而近八成都是刊登在Anesthesia & Analgesia。Reuden還被應邀撰寫多份關於Cox-2 inhibitor於手術中應用的回顧文章和論文社論。

    為什麼我說Reuben事件還未能動搖有關藥廠就有關藥物的權威性?因為Reuben的研究,並非該藥物為主要用途向FDA申請註冊時所用的研究理據。Reuben的影響力也只限於麻醉科的手術止痛之中,並未見於麻醉和手術科外的其他Core medical journal。而事實上,術前或術後使用COX-2 inhibitor根本就不是common practice(部份原因當然是價錢問題,但更重要的是有更多更廉價更有效的選擇)。

    Reuben以往的研究集中在ketorolac於術後的應用,其首篇關於celecoxib的研究於二零零零年發表,但有關藥物在當時已非新鮮事物。五六年前,對cox-2 inhibitor的安全指控的論文接腫而來。我相信在專利權屆滿的前夕,有關安全警告也會越來越多。

    此事件會動搖什麼?第一,我們得反省今日資訊爆炸的年代,醫學資訊如何分辨真偽。有那些醫學資訊是非常重要?有那些是被過份吹捧?有那些是無關痛癢?第二,同一名作者的大部份研究也刊登在單一的論文期刊,背後代表了什麼?審查機制出了什麼問題?第三,在藥廠主導的醫學世界,我們是否對新藥又或新醫療發展,抱有過份甚至不切實際的期望?我們被誤導了也不所知?第四,整個學術世界早已被趕出紙趕登論文所營役,甚麼才是真正的學術修為和環境?

  2. 謝謝肥醫生極有用的補充,等我這類不大懂醫學的藥煲知道發生什麼事。

    但藥廠主導的醫學世界確實危險,而學術世界亂出論文,也不只醫學這邊出事。

  3. 肥醫生,你一次把很多問題帶了出來,然我也有兩個問題。

    藥品用在病人身上,效應因人而異。外國有醫專團體大力反對病人在網上評論醫生,認為外行審內行,條理難以釐清而意見影響深遠。

    然則醫藥權威卻也只是掌握了一個數量的臨床數據,便讓營銷單位展開洗腦行動。一方面醫業集團跟藥業利益轇轕大,二方面病人的論述被邊沿化。

    到底這個行業,是怎檢討一套療程的?病人的聲音又可以如何收集並整理至適宜透明化?

    簡單來說,怎才判定一套療程不行?怎才判定一個醫案水平低?

  4. 你個問題…足夠出一本書去解答。

    簡單來說,治療方案是否合符水平,就得看治療本身背後的醫學證據有多強烈。

    在這實證醫學的年代,我們要看醫學證據有多強烈,就得看醫學研究的設計。從前的年代,專家之言可代表一切,但今天,在常見的醫學問題,沒有一兩個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是支持不了自己的說法。當然,很多較為罕見的醫學問題,我們仍要靠次一等的醫學證據來解答。

    當很多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出來,就會出現meta-analysis和systematic review去分析各RCT的強弱。這些meta-analysis又或systematic review多會為當下提供醫療方案的定案。特別是一些非由藥廠贊助的review,會非常受重視。

    對於一些常見的醫學問題,各大重要的醫學組識,甚至是世衛,會根據現行的醫學證據就此發出指引和建議guidelines/recommendation。通常這些guidelines/recommendation會是最權威的定案,亦為法庭、保險等案例的最後依據。

    在醫療經濟學當道的年代,一項臨床有效的治療,是可符合經濟效益,就自然會有medical economist去work out。

    越來越多醫學組織在制定指引建議時,會加入病人組織作為持份者。英國的NICE Guidelines就是最出名的例子。

    很多人會認為,病人代表加入制定指引,會令那些昂貴藥物/療法成為建議的一部份。其實不然。相反,由於新療法/藥物的費用太昂貴,他們反而會建議把金錢和資源用於其他傳統療法之中,以創造更大的效益比例。

    當然,在香港這環境,這是非常困難。一來,大家覺得資源是無限,二來,有醫學知識的病人真的不多。最重要是,香港的醫學,大多根據以至採納外國的指引。而事實上,外國一些重要的guidelines/recommendations根本就是世界性,甚至是由世衛所推動的。香港實在沒有太多病的醫案,不是根據世界的醫學指引建議。特別是在互聯網興起的年代,要找權威性的醫學指引建議,根本只是一兩分鐘的事。

    當下有兩個問題要解決:
    我經常強調,傳媒本身都是做成醫藥權威的幫兇,如何鼓勵傳媒對大學發表的報告以及新藥報導,有更深習次的批判質問?
    病人代表如何從政治的角色轉化為學術的角色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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