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知得太遲

新華社:2009年被稱群體性事件高發年 處理分寸亟待把握

大家沒看錯,以上的文章,是中國中央政府新華社的文章,小弟以往曾經在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以及香港《蘋果日報》提及類似觀點,有不少有識之士一早提及類似觀點,但中央政府喉舌如此坦白承認有問題,這是首次。

這證明了中央政府已經大致上掌握問題,不過現在才知道問題恐怕是知得太遲,因為現時全中國地方政府腐敗程度,已經可以用不知所謂來形容,甚至有些可以協助解決問題的關鍵人物,被中央政府投進獄中,就如以上文章上段所講:

黃豁:長期以來,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往往將“有組織、有預謀”視為群體事件難以控制的重要原因。但實際上,有組織的維權相對容易控制,事件組織者必須為局面失控造成的後果負責,他們會竭力控制事態惡化,而且願意充當與政府對話的代表。相反,那種完全無組織、突發性的泄憤型群體性事件反而破壞力更強。因此,要建立暢通有效的談判、協商機制,在平等、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利益衝突,就要發揮行業協會、工會、社會組織的作用,促使其健康發育,發揮其自律作用,使其成員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合法化、有序化、組織化。比如計程車罷運,如果有計程車行業作為勞方代表,與資方進行談判維權,就不至於一上來就是罷運這種最壞的形式。

共產黨終於知道維權人士是可以幫共產黨的,但問題在胡佳、郭飛雄、黃琦等人,這些可以將問題用組織化方式解決的人,全部投進監獄裡,現在才知後悔遲不遲了點?

當前,涉及拆遷、徵地、分配、企業裁員等領域內的信訪案件居高不下,一個突出的原因是,一些政府部門常常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,缺乏公正的裁決機制,結果是事了案不了,一些矛盾錯綜交織,沒完沒了。因此,給“社會燃點”降溫,需要有新思維。

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制。在拆遷、企業改制等領域,價格評估是最重要的環節,而目前一些地方雖然實行了第三方價格評估,但其背後始終有政府的影子,因此其評估的結果往往不被拆遷戶和改制企業員工接受,埋下了滋生矛盾的隱患。當務之急是培育真正的第三方仲介機構,以其獨立性、權威性服務於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事項。

又像上段,現在才知司法獨立或行政公正對政府的好處?問題在於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利益不一致,知道有什麼用?中央政府敢放棄法院是專政工具思維嗎?

這篇文章,要立此存照,這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死因報告。

延伸閱讀:
黃世澤:学生频暴动,中国教育生了什么病?(這是我在2006年於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發表的文章,我一直較判斷性高的文章,是見諸新加坡,可悲)

5 thoughts on “中央知得太遲

  1. Martin兄,小弟回到家父的城市的家中度聖誕節的時候,小弟家父告訴我他讀過哈佛講"文明衝突論"的學者抗亭頓(Huntington)預測2010年中國統一,南北韓統一,然後中國以"儒家思想"為主導,和日本,統一韓國,東亞三國合作對西方,尤其是美國,發動戰爭。家父看見小弟拿出Martin兄的文章一閱,大驚。小弟的家父也是反共的,不過不曉用電腦,沒有閱讀網上文章

    據小弟家父講,抗氏並沒有提及歐盟,而且對印度也隻字不提。我個人懷疑”This sounds too good”對中國糞青及易受到"民族大義"煽動而失足的"民族膠"而言,不知是否大陸創造出來欺騙世人的假冒抗氏的評論。即使抗氏的確講過這番話,不知道Martin兄是否也如小弟見解般,認為抗氏不知中國世情呢?

  2. Well, 若果共產黨馬上下召罪己,承認六四錯誤,釋放胡佳、郭飛雄、黃琦等人,同丁子霖和解,全面改革政治體制,開放報禁,容許人民自由結社,關閉金盾,則可能還可避過一劫.

    不過,以共產黨的德性,是異想天開.發夢還可以.

  3. 閣下這裏有個假設是是錯的. 就是假設了中國戰亂無人會得益. 中國好會有人得益. 而且在前者損失的人 和 在後者得益的人有話事的權力

    事實並非如此一來在戰亂中損失的人根本就算個屁 ..二來如果當權者會在中國的文明強大中得益. 中國的政治結構根本就不是現在的樣子吧?

    我覺得所有中國人在每一個朝代的結束得都早就知道「現在這樣下去是不行的」吧?

  4. 今天南方都市報一則騎呢新聞, 反映了什麼?

    企業領導“輕犯罪”可酌情緩辦

    南方報業新聞
    時間: 2009年01月07日
    來源: 南方都市報
    作者:譚林 陳雲飛

    本報訊 (記者譚林 通訊員陳雲飛)昨天下午,省檢察院召開新聞發佈會,公佈關於幫助企業解困,促進企業發展,保障我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“十條意見”。

    “意見”稱:充分發揮檢察職能,促進企業發展,保障經濟平穩較快增長,是目前我省檢察機關服務大局的首要任務。該“意見”已下發全省檢察機關,要求各級檢察院認真貫徹執行。

    對涉嫌犯罪的困難企業慎查封扣押凍結

    “十條意見”明確要求,查辦企業經營管理者和關鍵崗位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,要及時與主管部門或企業領導溝通,慎重選擇辦案時機,犯罪情節輕微的,酌情暫緩辦理。相關負責人舉了一個例子:某企業負責人受賄11萬,檢察機關已掌握了全部的證據,但該企業負責人和日本企業有一個談判,只有他能回答技術上的關鍵問題。在這種情況下,檢察機關對該企業負責人作出了暫緩逮捕的決定,讓其參與談判,談判結束之後才對他進行逮捕。這樣的做法,保護了企業的發展和穩定。

    對涉嫌犯罪的企業特別是目前仍在營運的困難企業,要慎用查封、扣押、凍結等措施;對企業法定代表人、生產經營負責人和技術業務骨幹,涉嫌一般犯罪的,在確保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前提下,可不採用拘留、逮捕等措施,全力維護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。

    依法查辦損害企業發展的各類職務犯罪

    “十條意見”同時強調,要切實加強對各類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的立案監督工作,防止和糾正有案不立、有罪不究、以罰代刑等問題,以及違法立案、濫用刑事追訴權插手經濟糾紛等問題;加大對裁判不公、侵害企業合法權益的監督糾正力度,突出抓好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工作。

    “十條意見”還要求,必須依法查辦損害企業發展的各類職務犯罪。突出查辦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在證照頒發審驗、項目審批、土地征用、稅收征管、貸款發放等過程中索賄受賄、徇私舞弊、枉法追訴、報復陷害等犯罪案件,以及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利用企業轉型之機貪污、挪用、私分國有資產的重大案件,促進國家工作人員依法辦事、廉潔從政。

    “十條意見”內容摘要

    ●查辦職務犯罪特別是涉及企業的貪污賄賂犯罪,要嚴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,慎重對待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新情況新問題,做到“五個正確區分”,即正確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,正確區分改革探索中的失誤與瀆職犯罪的界限,正確區分合法收入與貪污、受賄的界限,正確區分資金合理流動與徇私舞弊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界限,正確區分企業依法融資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界限,最大限度地維護企業合法權益,努力促進企業健康發展。

    ●要更加注重改進辦案方式和方法。堅持把促進企業生存發展貫穿與依法辦案、文明執法的全過程,對受理涉及企業的舉報線索,要進行認真分析和審查,本著“一要堅決,二要慎重,務必搞準”的原則處理。

    ●要依法打擊損害企業合法權益、危害企業生產經營的各類刑事犯罪。

    ●要加強對涉及企業案件的訴訟監督。切實加強對各類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的立案監督工作,防止和糾正有案不立、有罪不究、以罰代刑等問題,以及違法立案、濫用刑事追訴權插手經濟糾紛等問題;依法行使偵查活動監督職能,重點監督糾正偵查機關對“涉企”案件違法凍結、查封、扣押款物、違法取證、刑訊逼供、濫用和隨意變更強制措施等問題……

  5. 個問題唔只在地方政府,中央政府也是靠這一套專政制度支撐的,所以他們也會怕維權人士「得寸進尺」威脅自己的權力和利益。

    台灣有蔣經國解嚴、韓國有金大鍾,但大陸已經是「集體領導」,再沒有一個可以「一言定音」的領導人。這樣看起來好像不獨裁,但卻會令中央更難開展政治改革。(因為每個領導人都不敢獨自冒險和違背其他領導人的利益)

    鄧小平雖然功大,但最大的錯仍然是他沒有在死前就主導政治改革,到今日尾大不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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